梁启超曾经批评孙纲说：“这强国不是你敬茗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我梁启超一个人的事，而是这全国千千万万的同胞共同的事，而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你自己和我们这些同志，加上李执政张香帅他们和一干有识之士在努力，如果咱们这些人哪一天都不在了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会退到原来的老路上去，现在纵能兴盛一时，将来仍然不免于败亡。”
梁启超的话当时可以说给了孙纲相当大的震动。
梁启超和孙都认为，因为国处于封建社会太久了的关系，国民众现在还没有从“臣民”意识当挣脱出来，转变成近代国家的人民所必须有的“国民”意识，因而国家民族意识远不如海外华人强烈，现在国只是在依靠少数精英的力量推动前进，而一旦当这些精英们都不在了的时候，对国来说，只能意味着下一次的沉沦！
梁启超还指出，由于国自宋以来“崇抑武，提倡理学，直至今日，以致民益弱。\*\\夫我民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间，此十年之顷，为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俗师腐儒，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其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且复将其遗毒来者，代代相承，无有已时。民益弱而国愈衰，至泰西诸国雄起，而国不能当，实崇抑武之害也”。
梁启超曾经专门撰倡导国的“尚武精神”，在梁启超看来，日本这一次能够战胜俄国收回了州岛全地，即是因为日本国民“尚武”精神（“武士道”精神？）的缘故。
梁启超说，提倡“尚武”精神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他希望通过国民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军事化”的形式，能够重振国的竞争能力，使国摆脱亡国的现实危险。
孙也说，在当今“战争最剧之世界”，唯有“尚武”精神才能使国于列强环伺之时真正强大起来。提倡“尚武”精神不但可以抵御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之
现在的国，好不容易有了喘息之机，培养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尚武精神，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加强海陆军。
这两者，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
孙纲为了不让海陆军后继乏人，在华夏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注意加强了为海陆军培养和储备人才的各类专业军事学校的建立，并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提倡军事化教育，在短时间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现在看来，这些还是很不够的。
必须想办法，让国民意识从上到下尽快的形成！
现在国家刚刚赢来了难得的短暂和平，而守旧思想就已经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了，象前些日那帮向李鸿章“乞赐举人”的老头，就很具有代表性。
李鸿章这头老狐狸当然明白这帮人是什么意思，表面上是要功名，实际上是想要求在新的华夏共和国恢复旧的科举制度，他当然知道这里面的“花样”，因此来了一个“太极推手”，愣是把这事给推了。
李鸿章接见了这帮老头，温言勉慰一番之后，老狐狸说，“举人为君王赏赉之权，鸿章本为前朝一学士，忝为执政，行此特赏，似有不妥”，委婉地回绝了这一要求。
对于老头们想恢复科举的要求，老狐狸也给了答复，“科举之制，为历朝相沿，至今已历千载，因已不合于当世，前朝大行皇帝即有全废之意，如今为共和之制，国家取士，已有招聘选拔之定制，恐难擅改，且复千年旧制，理所不宜。”也是没有答应。
但为了不让民间认为新政府“雍塞言路”听不进反对意见，李鸿章也给了这些老头们一些“甜头”，防止他们回家后乱嚼舌头，给新政府造成不利的影响。
李鸿章的办法是，以华夏共和国政府的名义，给这些老头们每人都发了一枚“曲宝星”勋章（专门奖励学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勋章），以及盖有华夏共和国国玺的“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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