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亦不可得，遑论二者。故惟有并重，而无可偏歧
蔡锷认为，国的国民性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目前新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也就是说，国民性的改造是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设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条件。“目前规制未全备，民智尚未大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
国现在的情况，正好处于“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如果忽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国的各方面改革仍将陷入倒退，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能由表及里”，终将无济于事。
孙纲对蔡锷的看法表示了赞同。
他毕竟是从后世穿越来的，关于这个“国民性”的问题，他深深地知道，即使是在后世，也并没有解决好。
梁启超就和孙纲说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可谓至哉斯言。
在真正的“大同世界”出现之前，这句话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蔡锷还认为，应该把“国家”塑造成为“国民”身体和精神忠诚的唯一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希望通过国民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军事化”的形式，来重振国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使国摆脱亡国的现实危险。
蔡锷指出，在当今“战争最剧之世界”，唯有普及“军国民主义”才能挽救国于危亡之。倡导“军国民主义”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现在国面临着外国入侵的现实威胁，则以“尚武”为目地的体育精神就应当被列为贯彻到国民教育当的重要措施之一。“凡各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为了体现对学生体育的重视，国家应该重视各种体育运动会的举办。新式学校教育的特点在于统一的学制，学生的身体健康应被纳入标准化的规制。“入学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点钟”；“所定读经讲经钟点，悉用学堂例，每星期读经点钟，讲经三点钟。”钟点时间的运用“不但及于教育制度的结构化，同时也塑造着其每一个教化性身体的活动”，学校教育体系应当成为“我政府进行国民身体精神改造的一个最具体的动作”。象对于政府当局已经采取的禁绝鸦片和禁止妇女束胸缠足的措施，还应该加大力度，不能只局限于城市，还应当深入到乡村。
孙纲和蔡锷讨论后认为，对于现代的国民而言，比健康体魄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健全的精神，一个不具有公共精神、权利观念和爱国意识的人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国民，也不可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作为一个穿越者，孙纲知道，国家观念淡薄的国式“看客”曾经是鲁迅先生笔下讥讽的对象之一，也是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决心以学的力量唤醒国的民众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国民众而言，因为他们受传统封建社会“教育”影响太久了的缘故，国民众已经习惯了安于做一个消极的“臣民”。
其实俄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记不住是谁说的了，“俄罗斯人喜欢受鞭策”！
这样的民众，极少能想到自己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和对国家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这种局面的出现与长期的**统治有关，一位西方学者针对国人的这种情况就曾尖锐的指出，“在**政权的统治下是没有‘爱国’可言的”！
而象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样，一个**的政权也不可能允许普通的民众享有通过“制度化”途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利。
梁启超曾对孙纲说过，国家与国民或者说国权与民权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夫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了建设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起更为积极的角色，“古之帝王以天下太平为政治之目的，今之君主掌国者以国民发达为政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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