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试卷首先由同考官评阅一遍，选择其优秀的答卷交给主考官复阅，最后决定去取。由于参加乡试的考生人数很多，考试试题也很多，考生三场答卷堆积在一起，数量也十分庞大了。但阅卷官仅主考官与同考官共人，试卷又限定在十天左右阅完。这就造成阅卷的仓促突击，敷衍塞责，而无法认真评阅比较。
明代乡试阅卷，逐步形成只注重首场试卷，尤其重视首场的“四书”义。只要首场所作“四书”义的卷被取，考官对其他几场的卷，便不认真审阅了，即使其他几场所答之卷“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①亦皆式”。当然，这种只重首场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出于考官有意保护首场取的考生最终被录取，也是由于考卷太多，根本无法对所有答卷进行严格认真评阅的缘故。
（2）录取名额
关于乡试录取的额数，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直隶府、州、县录取举人一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广乡试录取举人四十名，广东、广西录取举人各二十五人。但同时规定，如果人才过多，可以突破限额，多录取举人；如果人才过少，也可以低于录取额数。这一规定仅实行了三年，不久科举考试就停废了。
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颁科举成式，规定乡试所取的举人不受数量限制，只要式（即合格）即可充贡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规定施行于洪武、建、永乐三朝，至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又限制了乡试录取名额，规定南京国监并南直隶录取八十名，北京国监并北直隶录取五十名，江西省五十名，浙江、福建省各四十五名，湖广、广东省各四十名，河南、四川省各三十五名，陕西、山西、山东省各三十名，云南、交趾各十名。总计全国各行省乡试共录取举人五百五十名。
此后，乡试录取的数额屡有增加，尤其是正统二年（1437年）和景泰四年（1453年）乡试录取额增加很大。至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全国各行省乡试录取额数分别为：南、北两直隶各一百三十五人，浙江、福建、湖广各十人，江西十五人，河南八十人，山东、广东各七十五人，陕西、山西各十五人，广西五十五人，云南四十五人，贵州三十人。这比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规定的录取名额几乎多了一倍。
从乡试录取数量的地区分布来看，南、北两京普遍高于其他行省，这反映了南、北两京作为明代政治、化心的地位。就全国其他行省的情况看，南方地区录取数额普遍高于北方地区，反映了南方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发达，化教育也相对发达的事实；北方及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地区录取较少，反映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落后，社会经济欠发达，化教育也不发达的历史事实。
（3）录取率
关于乡试的录取率，由于统计资料不全，很难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这里仅举数例，以粗略推知乡试的录取率。洪武三年（1370年）应天府乡试，共有一百三十二人参加考试，“所选者过半焉”，录取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此时，明朝新立不久，朝廷亟需庞大的官僚队伍，而愿意应试、任官的读书人较少，因此造成了录取率很高的暂时现象。此后，随着明朝的稳定，应试的人越来越多，录取率则越来越低了。洪武二十年（1393年）应天府乡试，考生共八百人，取举人八十八名，录取率为百分之十一。建元年（1399年）应天府乡试，参试考生一千五百人，录取二百十四人，录取率为百分之十四。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顺天府乡试，参试考生共二千三百人，按朝廷限额取一百三十五人，录取率为百分之五强。此后，参加乡试的考生日益增多，乡试录取率也随之下降，举也越来越困难了。
（4）举人资格
当乡试录取工作完后，要将取的人排定名次，张榜公布。凡榜上有名的，就取得了举人资格，夺魁的被称为“解元”。
对于所有被录取的举人来说，他们已成为士绅阶层的一员，享有士绅阶层的特权，如免役等。明朝末年，乡试举已成为一件十分光彩、威风的事情。乡试发榜后，报信人手持短棍前往举之家报喜，并从大门打起，将厅堂窗户全部打烂了，叫做“改换门庭”。工匠们紧随其后，顿时将一切修整一新。
举人也取得了入仕资格。明初，由举人出身仕至高官显位的不乏其人。自明以后，进士受到重视，举人出身往往被人轻视。因此，举人们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资格，还要参加次年举行的会试，以便取得进士的身份。即使考不进士，举人们仍可被选入国监，如果不愿意在国监读书，只要办理了入监手续，即可由吏部授官，只是仅授以小京职，或府佐及州、县正官，或地方儒学教官，品级和地位都较低。
作为乡试的尾声，在乡试发榜后，还要举行“鹿鸣宴”，一方面对考的举人表示祝贺，一方面酬谢参与考试的有关官员。这在各省是一件盛事，宴会期间要表演“魁星舞”，并歌唱《鹿鸣》诗以助兴。但是与宴的举人们并不能陶醉于美妙的歌舞之，而是盼望着在次年二月的会试夺魁，以博取更高的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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