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赛亚传奇

        与此同时，西方话语蜂涌而入，迅速填补了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革命意识形态退潮以后的话语空间。此时的何新，也驾轻就熟于自己扎实的西学基础，在《读书》杂志最早发表文章推荐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当时多数学界精英还不知道顾准是谁；1983年发表《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究的尝试》；还接连发表了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种种弊端的系列学术演讲后结集为《中国文化史新论》出版。作为1980年代“文化热”的肇始者之一，何新当时与其他学术精英“言必称西腊”的套路基本上并无太大区别，无非是与西方历史比较，中国传统上这也没有、那也不足的套路。所以何新并非先知先觉者。但不同的是，他索绕心头的中国历史的特点、特色始终挥之不去，对东方复兴、中华复兴的趋势、机会、路径的探索始终没有放弃。他后来回顾道：“在那前后黎澍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从此，他一头扎进华夏上古经典的故纸堆之中，历经20多年没有停歇下来。在这个人类真正的历史源头里，他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找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命运和对人类承担的特殊使命。

        不过，何新虽然写了近30部历史专著，但大部分都是对华夏上古史的考据和重构、对先秦经典的重新解读，而没有一部类似黑格尔《历史哲学》和在俄罗斯思想家那里常见的《俄罗斯的命运》之类的专著，甚至也没有写过系统体现自己独特视角的《中国通史》或《华夏上古史通论》之类的著作。但他的史学体系是名副其实的大历史，其中包含了重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所有要素。

        本书正是以此为线索，着眼于编选何新史学论著中最具有思想性、概括性、结论性、方法性而又篇幅不太长的篇章，加上每篇之首的“导读”，用五个部分大致构建了类似于《何新史学概论》的一个框架体系。

        历史哲学的新视野

        第一编“历史哲学的新视野”，是从人类历史长程着眼，反思中华民族“为什么能？”究竟“有多能？”历史文化虚无主义“为什么是错的？”由于是“挂一漏万”的选编，这些问题回答得或许不系统，但其中对中国历史独特演进规律和文化自信的言说，必定会予读者以深刻印象。

        蒙田说过：“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直到启蒙运动时代，富于批判精神的西方思想家还大多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针对那些非议中国哲学的言论告诫欧洲学界：“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这真是狂妄之极！”法国影响力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说：“西方的一切都是东方给与的”“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所以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世界“历史真正的源头在中国；……历史只有在中国才有”，因为欧洲蛮族确实是从文艺复兴运动才开始真正脱离“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的“野蛮状态”。但也正是黑格尔发现了纵有“郑和七下西洋”之类的壮举，中国文化确实没有抢劫杀戳土著、殖民霸占域外领土的“基因”之后，误以为中国人不懂“理性的狡计”，所以提出了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缺乏“反思的历史哲学”等“存在于知识之前”的种种“粗浅的无知”谬论。这就为西方打造“受制于欧洲人”的殖民主义学术传统，提供了系统而“高大上”的关键词。一百多年来，这一套话语体系如洪水一样入侵渗透到中国精英的历史认知之中，使中国学界陷入“‘知识’之后”的“博学的无知”，几乎“集体无意识”地成为西方学术和西方话语的“传声筒’、“打工仔”。何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是民族共同体危机的征兆。今日华夏面临的西化、戎狄化威胁远胜有史以来的任何时代，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基本价值几乎荡然难存，中国再度遭遇重大的文明危机！

        “西方中心论”的基石是其构建的“欧洲人和西方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和非西方人优越”的历史学言路。所以，重建中国话语体系，首先必须重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中国利益为主体的历史解释体系，重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经历相吻合的新观念和新模式，重建以考古学为依据的客观性和以历史哲学为依托的逻辑性相统一的新史学体系。何新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列祖列宗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21世纪世界中的命运和地位，取决于这一点。”“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吧！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历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历史是我们民族的生命之源！”“我深信作为伟大华夏英雄先祖的后代，中华民族有资格拥有一个更光辉的文明未来！”

        本编汇集了何新对中华5000年辉煌历史的新评价，以及对积非成是的“中国文明封闭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论”等流行观念的批判，并以他“关于新理性历史观的哲学思考”作结，为读者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新视野。

        华夏诸神的起源

        第二编“华夏诸神的起源”，概略地反映了何新几部专著对华夏上古英雄时代的复原和再现。

        何新誓言“刷新一代学术”，最出色地体现在他对华夏上古史的重构。本编各篇的“导读”对此已多有概述。这里强调一点：华夏先祖作为人类农业文明的发明者，最要紧的是观测把握太阳等各种星体天的运行规律及其对万物生长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把握与食物再生产直接有关的江河、山岳、土地、动植物和风云气象的“秉性”。这使得华夏先祖在全人类最早发明了科学的天文历法体系。何新率先揭示了这一点古天文历法学权威陈久金称赞说，这是一个后来得到发掘出的古天文历法文献确证的“新的惊人发现”，并成为他解开华夏文化根脉之谜的一把钥匙。他指出：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华夏上古先民先后建立了以太阳、北斗、北极枢等为不同天文坐标的不同天文历法体系，逐步建立起通过综合观测多种星位坐标来观象制历的历法体系；随之在宗教祭祀上也经历了由太阳崇拜到北斗及北极星崇拜的演变。华夏上古“五帝”之一、奉行太阳神崇拜的强势部落首领颛顼，其主要功德正在于对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巫术进行了“绝地天通”的伟大改革，创立了以天文历法为底色、以各种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为背景、以历代祖先的经验积累为依托的上古之神道教，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宗教祭祀活动，避免天文历法的混乱和不断失传，并在夏、商、周三代逐步泛化或演化为宗教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秩序。古人往往将人文神话先祖中的英雄人物、宗教祭祀、民间节气日习俗等附丽于天文历法学基础之上，这正是华夏诸神和宗教的起源；先秦的“道”、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观念和“大一统”的政治理论，也正是建基于对“天道”的观察、反思和抽象。

        何新这个解释体系，至少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使华夏远古诸神得以名正言顺、各归其位，为结合考古实证重构脉络清晰、逻辑缜密、井然有序的华夏上古历史体系扫清了障碍。二是破除了疑古论者常说的中国古代只有巫术而无宗教的无知之妄论。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本土宗教信仰。中国上古崇奉一种以天地自然神和祖先人文神为主要神灵的敬祖奉天的神道之教。上古神道教不是什么原始“巫术”或“魔法”，而是具有系统化宗教神话和完整祭祀礼仪的发达、严密、成熟的宗教系统。周礼之主体制度，正是以神道教之宗教祭祀为核心的一套典章制度。这种神道教在汉唐即已传播到东亚，特别完整地保存在韩国和日本。孔子的儒教或曰礼教，也正是通过对上古神道教的人文化改革演变而来的。战国秦汉之际，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汉、晋、唐、宋以后，中国的本土宗教以儒教为主，佛教与神道教及儒教等兼容并行。三是为今人读懂先秦经典提供了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资源，从而也对我国何以早于西方1800多年就建立起“非常近代化的政府体制”找到了文化根源。《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一统”之“大”，重视、尊重也；“一统”，指天下皆统系于天子。皇帝之所以叫“天子”，“大一统”之所以被归结为基于天文历法的“王正月”，正是华夏上古以来以天文历法学为“科学基础”的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使然“道”或“天意”的唯一性在人间的实现。秦汉确立的集权体制，并不是像西周那样对皇亲国戚、军功勋贵及其不断繁衍的家族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对王朝自身统治的稳定性和皇帝个人安全的保障性也并非最优选择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此多有论证，但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和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则有着“存乎神者之不测”或“理性的狡计”之妙。西方直到霍布斯1588－1679的《巨灵论》，才初步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国家即伟大的利维坦——是一个人工模造的人；其中，主权君主是它的灵魂，官员是它的关节，奖惩是它的神经，财富是它的实利，安全是它的事业，顾问是它的记忆，公平法律是它的理智，和平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则是它的死亡。”略引

        何新指出：“我认为中国上古曾存在崇拜太阳神的系统天文宗教，而伏羲曦神、黄帝光煌之神、炎帝雷电炎火之神、祝融，原都是上古太阳神及火神、雷电神的名号，后来成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号。所有这些论断，对历史及现实，以及理解华夏文明在东亚文明之位置均至关重要！”此言的确不虚。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何新对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和道路的把握不仅是深刻而系统的，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学经典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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