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大宝藏。
但是大明京官、两京一十三省的地方官们，是不愿意听这些见解、经验和方法的。
蝗虫起来了，闭上门，又饿不死他们，治蝗又累又苦，干嘛要受那个罪呢？
没事，朱祁钰可以摁着他们的头，让他们听。
于谦在奏疏中，最大的内容，还是说的农庄法，除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之外，他断言，农庄法在宣府必然可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于谦对于朱祁钰的农庄法是赞同的，他知道那是一种解决大明膏肓之疾的一种思路，也是军屯卫法的一种延伸，是有很强的执行基础的。
但是他却并没有立刻马上的推行，而是暂行军屯法，深入调查之后，才确定，这法子切实可行。
具体怎么做，于谦在回京之后，会面圣奏禀。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朱祁钰收起了奏疏，于谦行至塞外，依旧对朱祁钰这个皇帝行其教育讲经之职。
器指的是车服，名是爵号，这些东西不可以随意给人，这是君王所需要考虑定夺的事。
器名二字，有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的说法。
近来，朝中对于征南将军宁阳侯陈懋封公之事，多有议论，于谦这句大概也表明了他的态度，希望朱祁钰慎重一些，不要给陈懋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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