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反腐烈度，必然需要左鼎这样的人。
王直的意思很明确，这么放了左鼎，那不是浪费了国朝科举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了吗？让他戴罪立功。
朱祁钰不喜欢这两个人，他亲自教谕，告诉他们不要乱来，依旧要在奉天殿弹劾王直，若非胡濙留了一手，把刘吉拉回京师，来了个牵连扩大化，左鼎和练纲几乎就要成功了。
王直求情，朱祁钰又也不能不理。
“送到李贤手下反腐抓贪吧，正好南衙一左一右。”朱祁钰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要戴罪立功，外放为官，送去南衙，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南衙十四府，现在被拆分之后，依旧不太忠诚，朱祁钰决定送两个酷吏过去。
左鼎、练纲到底是徒有虚名，还是真才实干，扔到南衙锻炼个一年半载，就彻底清楚了，反腐抓贪，去南衙，正正好。
很快邸报就开始刊发，而万言书再次引发了剧烈的讨论。
公车府诣阙上书作为一种制度，历经汉唐近千年的发展而逐渐完备。
从统治者出于权力的彰显和证明王权正统性角度讲，天子与百姓的沟通是天人合一、圣人掌神器的治国理念的体现，是天子与诸多阶级沟通关联的重要纽带。
千年来，天子不断加强与百姓的沟通，如唐时四色匦的设置与不断完善，既是皇帝为巩固其地位作出努力，也是吏民实现自己某种意愿、诉求的重要方式。
公车上书，常出现在对前朝经验教训的吸取时，或是当下统治形势不稳时。
大明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又开始小心翼翼试探调头的时候，公车诣阙，上书正君道臣义，就变成了一种众望所归。
这种广泛的讨论，对于朱祁钰而言，是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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