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丘濬只是一个普通的经学举人，他并没有办法解决银子和铜料从何而来。
当然这些问题，朱祁钰都在解决，因为大明并没有银料和铜料，大明一年产十万两白银，还不够塞牙缝呢。
大明一年至少需要七百万两到八百万两的白银，并且压印成为银币才够大明所需。
所以，朱祁钰的国富论，并不是超越大明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是有切实土壤的。
大明已经有举人，在正统十二年提出来了。
丘濬的第三个观点，是他落第的主要原因，他基于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论，推出了他的主要施政理念。
「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利之为利，处义之下，害之上；以义为利，以礼制欲，操利之权，资以行义。」
利益在天下，所以不可能禁止求利，但是不能没有约束，否则就是礼崩乐坏，世风日下。
那么君王应当以用大义去约束利，用礼法去制衡私欲，用利柄的权力，去行大义。
利柄。
丘濬对于朝贡国、藩属国，提出了除了军事羁縻、政治羁縻以外，还要进行经济羁縻，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不当逆子。
是所谓：「国家富有万国，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犯法而罪之；」
大明比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富有，所以外夷则不可以没有大明的货物，但是私通溢出的祸患，却始终不能断绝。
虽然有明文禁止，但事大利益所在的地方，富人们不会畏惧死亡，哪怕是冒着犯法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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