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儿实在颇对崇平帝的胃口，明显受够了内阁在应对边务方面，低效的决策效率。
军机大臣初定额五人，员僚从六部尚书、侍郎、勋贵，擅长军国政事的臣子中选任，都是兼差，直接听命于崇平帝。
可对来自河北经略安抚司、大同、太原、延绥、固原等九边军镇的军情奏章，进行会商讨论，值宿班房，更可代崇平帝拟谕旨。
后者实是大动典制，相当于直接绕过了内阁的票拟、六科的封驳以及廷议等繁琐流程，对边务军机、将校任命、军需辎重直接插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决策效率，并将不通兵事的阁臣，排除在决策中枢之外。
军机大臣之下，设军机司员不定额，帮着协办军务。
而军机处全员兼差无品无级的特点，可任由崇平帝安插亲信，越级提拔，直接参与边务决策。
此举无疑是对内阁决策机制的“粗暴践踏”和“恣意破坏”，加强了君主集权。
议完军机之后，贾珩逐条回应了崇平帝对《平虏策》细节的询问。
崇平帝手里拿着那封《平虏策》，面色仍有些意犹未尽，问道：“子玉，你所进献这份儿表疏，当以那些为首要急务？”
贾珩道：“圣上，此十条虽可并行不悖，但也有轻重缓急，如论最为首要，当在钱粮、吏治、军务三者，此亦为圣上与微臣夙夜所谋，圣上不必太过忧虑，只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中国之人力物力，时间在我。”
崇平帝品着贾珩所言，道：“子玉所言甚是。”
可以说，这位天子之所以兴奋，并不是说贾珩某一条写的多么好，天子自己想不到，而是全面、系统、协调。
这是一个战略家，指出了系统完备的强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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