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的时候，父亲问了几个问题——去了哪些地方，吃了什么，冷不冷。简川一个一个地回答，声音比平时更平，像是在做填空题。顾时年坐在他对面，帮他夹了几次菜，动作自然得像在北海道做的那样，但两个人之间那层小心翼翼维持着的平静，比北海道任何一场大雪都更让人喘不过气。
继母问：“你们在那边住得怎么样？”
简川说：“民宿挺好的，老板人很好。”
“就一间房，”顾时年把味增汤的碗放下来，语气平淡地说，“旺季订不到两间，只能睡榻榻米。”
这句话是事实，但简川听到的时候筷子还是顿了一下。他知道他哥在说什么——在给那一间房找理由，在提前为将来可能需要解释的细节铺路。不动声色的，像下棋一样走一步看三步。这就是顾时年。
晚饭后，简川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行李箱摊开在地上，开始整理东西。他把那只木雕雪兔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看了两秒，然后打开了床头柜的抽屉，把雪兔放了进去。不是不想看见，是怕这个房间里不适合出现这样的东西。
他坐在床沿上，环顾这间住了好几年的房间。墙上的海报还是高二贴的，书桌上还堆着高考前的复习资料。一切都跟走之前一样，但简川觉得这间房间变小了，天花板变低了，空气也变闷了。不是因为房间变了，是因为他在北海道住过更宽敞的地方——不是房间的宽敞，是心的宽敞。
在那个只有二十厘米间隔的榻榻米上，他比在这个独自拥有整间房的家里更自由。
他换好睡衣躺下来，盯着天花板。手机亮了一下，是顾时年发来的消息——“早点睡，明天多睡会儿，倒时差。”
简川打了“晚安”，然后又删掉，改成“你也是”，又删掉，最后发出去的是：“知道了。”
隔壁的房间没有声音。隔着一堵墙，比北海道那二十厘米远多了。简川翻了个身，膝盖磕到了床沿——就是那天晚上磕到矮桌的位置。淤青已经快消了，按下去还隐隐有点疼。他想起那个晚上顾时年蹲在他面前，手指按在他膝盖上，抬头看他的那个眼神。
然后他在黑暗里把被子拉过头顶，骂了自己一句：“回来第一天就想这个，简川你是不是有病。”
墙上挂钟走针的声音滴滴答答的。走廊里偶尔有脚步声，是继母去厨房倒水。简川闭上眼，告诉自己这是他的家，他应该觉得安心。但脑子里全是北海道那间民宿——窗外漏进来的雪光，榻榻米的草席味，还有翻身就能贴到的体温。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在黑暗中睁着眼。明天吃早饭的时候又要面对那个餐桌，对面坐着他哥，旁边坐着父母。他要在所有人面前继续当那个嘻嘻哈哈的简川。
他能做到。他已经做了两年了。
但隔壁那个人，他这辈子的第一个恋人，隔着一堵墙。从今晚开始，每扇门都要重新学会怎么在合适的位置关上。
隔壁的房间没有声音，也没有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北海道和他十指相扣的那只手，此刻也在这个屋檐下。只是隔了一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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