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寄到伦敦，还是寄到他乡下的地址？”弗兰基问。
“让我查查，”他给下面的职员打电话，“弗兰克，请查巴辛顿一弗伦奇先生的地址。”
“罗杰尔-巴辛顿一弗伦奇先生，住汉茨镇斯泰弗利村，梅罗韦院。”那位职员流利地报出了地址。
“哦！”弗兰基说，“那不是我我的巴辛顿一弗伦奇先生。
这位肯定是他的一个亲戚。我以为他到了这儿又没来看我才是怪事。”
“是呀，是呀。”奥思先生聪明地说。
“我想想，他来你这儿肯定是星期三。”
“不错。点半不到。我们点半关门。因为就是那天发生了悲惨事件，所以我记得特清楚。有个男从悬崖上摔了下来。巴辛顿一弗伦奇在警察来之前实际一直待在死者身边。他进屋时看上去非常不安。事情太惨了，对那条路早该采取措施了。我可以告诉你，弗朗西丝小姐，镇议会遭到了不客气的指责。太危险了。我想不出为什么没出更多的意外事故。”
“说很大对了。”弗兰基说。
她思绪重重地离开了办公室。正如博比先前说过的那样，巴辛顿一弗伦奇先生的所有行为似乎清白无疑、光明正大。他是汉普郡巴辛顿一弗伦奇家族的成员之一，留下了正确的地址，还向房地产商提到自己在悬崖惨案的角色。难道巴辛顿一弗伦奇可能是个完全清白的人吗？
弗兰基产生了怀疑，接着她又摈弃了这种怀疑。
“不对，”她自言自语地说，“一个想买住房的人当天会早一点到这儿来，要不也会逗留到第二天。他不会在傍晚点半跨进房地产商的门，而且第二天就上伦敦去。到底为什么作这次旅行？为什么不写封信呢？”
不是这么回事，她断定巴辛顿一弗伦奇是有罪的一方。
接着，她走访了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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