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基问。
“哎呀！”斯普拉格叫道，“这么说是你建议他来找我的吧，他想不起那个人是谁了。我没能帮他更多忙，真是遗憾。”
“你建议他做点什么呢？”弗兰基问，“也许告诉我不违反职业行规吧？”
“没这回事，”斯普拉格先生微笑了，“我的意见是对那份遗嘱是无事可做了——无事了，这就是说，除非萨维奇先生的亲戚准备花大量钱财来打官司。对此我推测他们要么不准备去打，要么真的去打。我从不劝人把案弄进法庭，除非有胜诉的希望还差不多。法律，弗朗西丝小姐，是头捉摸不定的畜牲，它弯来拐去地叫那些毫无法律头脑的人吓一跳。我的座右铭历来是：私下和解。”
“这件事太古怪了。”弗兰基沉思地说道，她产生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她可能随时踏出一步，这场游戏就终结了。
“这类案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简单。”斯普拉格先生说。
“自杀案件吗？”弗兰基问。
“不，不，我说的是使用威胁手段的案件。萨维奇先生是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但他显然像个蜡人一样受那个女人摆布。我完全相信她精通她那个行道。”
“我希望你会完完全全地告诉我全部情况，”弗兰基大着胆说，“卡斯泰尔斯先生是……晤，如此地激动，弄得我似乎莫名其妙。”
“这个案极其简单，”斯普拉格先生说，“我可以简略把事实告诉你，这些情况每个人都容易理解，而且我这样做没有人会作对。”
“那么请给我说说吧。”弗兰基说。
“萨维奇先生是去年十一月从美国旅行归来到英格兰的。如你所知，他是个巨富，没有近亲。在这次旅行，他结识了一个叫……呃……坦普尔顿夫人的女土。对这位坦普尔顿夫人，除了知道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和有个丈夫在附近某个地方之外，再也不知道更多的了。”
“就是凯曼夫妇。”弗兰基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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