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海上旅行很危险，”斯普拉格先生一面说一面微笑着摇摇头，“显然，萨维奇先生被深深吸引住了。他接受了那位女士的邀请来到她在奇坪萨默顿的那幢小别墅，并住了下来。至于他多久去那儿一次的确切情况，我还没有掌握。但毫无疑问，在坦普尔顿夫人的影响下，他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后来悲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他有段时间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正常。他担心自己可能患上了某种疾病‘癌症？’”
“唔，是的，确实如此，癌症。他无法摆脱这个念头。当时他正同坦普尔顿夫妇住在一起。他们劝他去伦敦找专家咨询，他确实去了。说到这儿、弗朗西丝小姐，我的头脑很开通。那位杰出的专家在那行道里多年来可称顶尖高手了，他把这次咨询臭骂一顿，认为萨维奇先生没有患癌症，而且把此话告诉了萨维奇先生。但萨维奇先生太迷信自己的感觉，听到此话后也不愿相信。所以说呀，弗朗西丝小姐，确实不带偏见，而且懂点医学知识，我看事情也许就有些不同了。”
“如果萨维奇先生的症状使医生难于判断，医生也许会很严肃地苦着脸，说到某些价格昂贵的治疗方式，或反过来向他保证癌症已经转移，使人感觉情况相当糟糕。萨维奇先生由于曾经听说过医生们常常向病人隐瞒病情的事例，他便根据自己的见解解释这件事，自认为患了癌症。医生的保证性话语都是假的，他真相信自己患了这种绝症。”
“总之，萨维奇先生精神负担沉重地回到了奇坪萨默顿。他明白自己面临痛苦不堪而挥之不去的死亡。我了解他家族的一些成员曾经死于癌症，他决心不再重蹈他眼见的他们遭受的那种痛苦。他派人请来一位律师，那位律师是一家著名事务所的受人尊敬的成员。律师为他拟定了一份遗嘱，后来萨维奇先生在遗嘱上签了字送交律师妥善保管。
就在当天晚上，萨维奇先生服用了大剂量的氯醛，留下了一封信。信他解释自己宁愿迅速地无痛而终，也不愿痛苦而缓慢地死去。
“根据遗嘱，萨维奇先生给坦普尔顿夫人留下了一笔七十万英镑的免税遗赠款，其余的捐给几家指定的慈善机构。”
斯普拉格先生自我陶醉地在椅上往后一靠。
“陪审团审判时普遍表示同情，裁定为精神不健全自杀。但我认为对此我们不表示异议，问题在于他立遗嘱时是否精神不健全。我看任何陪审团都不会相信这一点。遗嘱是律师在场时立下的，律师的意见是死者当时毫无疑问头脑清醒、理智健全。我想我们也不能证实有什么不合法的因素。萨维奇先生并没有剥夺他亲近的人的继承权，他的亲戚只有他很少见到的远房堂兄妹，他们住在澳大利亚。”
斯普拉格先生停了一会儿。
“卡斯泰尔斯先生的争议是这样一份遗嘱完全不符合萨维奇先生的个性。萨维奇先生根本不喜欢慈善组织，他一贯极力主张把钱传给血缘亲属。但卡斯泰尔斯先生没有件来证明这些说法。正如我向他指出的那样，人的主意会发生改变的。要争讼这份遗嘱，要同坦普尔顿夫人交涉，又要对付慈善组织。同时，遗嘱还将接受检验。”
“当时没发生争议吗？”弗兰基问。
“正如我说的，萨维奇先生的亲戚没有居住在这个国家，他们对此事知之甚少。是卡斯泰尔斯先生提出了疑问。
他从非洲内陆旅行归来，逐渐获知此事详情，就到英格兰来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事。我勉强地告诉他，我的意见是无能为力了。法律的完美特点就是占有，坦普尔顿夫人已经处于占有的位置，并且她已经出了国，我看哪，是到法国南部定居去了。她拒绝了同此事有关的一切联系。我提议了解一下法律顾问的意见，但卡斯泰尔斯先生认为没有必要，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即已经无能为力了，或者说该做的应该当时做，按我的观点看也大有疑问，现在来做这件事已为时过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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