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十二月的一个傍晚，台北的冬雨刚刚停歇，院子里老榕树的叶子被水洗过，在屋檐下的灯光里泛着潮湿的光。程慈航把出差的事告诉了柳素贞。她正在廊下叠衣服，听他说完，擡起头来问了一句：「冷吗？」他说：「汉城比台北冷。」她把一件叠好的深灰色毛衣放进他的旅行袋里，又压了压袋角，让里面的东西不至於移位。杨玉琼前阵子来信，说新加坡的栀子花开得好，她便提了一句，让他去韩国顺便给杨玉琼回封信。程慈航说好。院里很安静，只有檐角的水滴落在地面上，发出一声一声极轻的响。
第二天清晨，飞机从松山机场起飞。台北的晨雾还没有散尽，跑道两旁的水泥地上泛着一层薄薄的霜。程慈航靠着舷窗，看着窗外那座城市在晨光中渐渐缩小——淡水河像一条细长的灰白色缎带，在盆地中央蜿蜒地拐了一个弯，然後被云层遮住了。飞机爬升到巡航高度後，他翻开麦肯齐随协查函附上的资料。仁川那批物资的账目已经算得很清楚，他在台北时就核过一遍——销毁记录和实际库存之间有几十箱的差距。但麦肯齐那张便条上提到的「釜山那边的箱子」，在正式文件中没有只言片语。他合上资料，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引擎声沈闷而单调，像台北冬日的雨。
飞机降落在金浦机场时，跑道两旁的积雪尚未融化，候机楼的玻璃窗上结了厚厚一层霜。推开舱门，一股干燥而凛冽的寒气直直地切进肺里。麦肯齐已经等在出口了，三十出头，蓝眼睛，下巴刮得铁青，穿一件厚实的军大衣，说话带一点中西部口音。他接过行李袋扔进吉普车後座：「程先生，欢迎来汉城。路上不太好走，冻土翻浆，到处是坑。先去司令部。」
吉普车沿着一条坑洼的公路向南驶入市区。路两旁是被炮火反复犁过的荒地，枯草与碎石交织，偶尔能看见被炸塌的房基和烧成焦黑的屋架。接近市区时，电线杆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标语——「救国」、「团结一心」、「复兴民族」。更远的巷口，一队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人列队走过十字路口，步伐整齐，袖章上印着「大韩民国青年团」。麦肯齐放慢车速：「那是金昌龙的人。李承晚借着的名义在整顿国内，青年团遍布每个区。仁川港和釜山港，都有他们的人。」
程慈航看着那些袖章——青年团袖章上印着「大韩民国青年团」几个字，黑字白底，和台北那些穿便衣的人别在领口的徽章一样，干净利落，先让你看见，再让你知道自己被看见了。
他刚到台北那几年，住在青田街那栋两层楼的日式木屋里，每天穿过中山北路去警务处上班。保密局的人不会查他——他是现职警官，证件齐全，身上那套制服就是最好的通行证。但他见过他们在街上拦下普通老百姓：穿便服的人从巷口闪出来，亮一下证件，便开始盘问身份、来历、去向，语气客气，目光却像刀子一样从领口刮到裤脚。被拦住的人多半是外省口音，也有本省人，答得磕磕巴巴便被带到巷子深处，第二天家属去警局打听，往往连人被关在哪里都问不出来。
一次警务处接到通知，要求配合保密局「协助抓捕几名潜伏匪谍」。程慈航带着周淩去了现场——艋舺一间木造公寓的二楼，保密局的人已经把门踹开了，正在翻箱倒柜。被抓的是个中年男人，戴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押下楼梯。他的妻子抱着孩子追到门口，用闽南语哭着喊他的名字。保密局的人头也不回。周淩站在楼梯口，脸色发白，低声问程慈航要不要上去问问情况。程慈航沈默了片刻，说，问了也没用。
後来他在警务会议上见过几次保密局的处长。那人总是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说话不紧不慢，脸上带着一种职业性的、恰到好处的客气。每次提到「匪谍渗透」，他都会用一种冷静到近乎冷漠的语调列举一串数字——破获匪谍组织若干个，逮捕嫌疑分子若干人。程慈航坐在自己位置上听着，偶尔翻一翻面前那份从不公开的简报。简报上的数字和报纸上公布的不一样。他把简报合上，没有说什麽。
有一回他在艋舺派出所办事，正好撞见保密局的人提着一个刚从码头上抓来的码头工人往里走。那工人赤着脚，裤腿湿了大半，脸上有一道还在渗血的擦伤。他挣紮着回过头，用闽南语朝门口喊了一句什麽——程慈航听不太懂，但那声音里的恐惧和绝望，不需要翻译。保密局的人把他推进审讯室，门关上了。程慈航站在走廊里，隔着那扇门听见里面传来桌椅碰撞的声响和低沈而急促的逼问。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民国三十年五月至九月，福州第一次沦陷期间。程慈航那年还不到二十岁，城里日本兵在十字路口设岗，行人经过要鞠躬，稍不如意就被体罚。他亲眼看过那些事——一件一件地落在同一条街上，落在那些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身上。那时候他恨日本人，恨到骨子里那种。但後来他到了台北，见过穿便衣的人从巷口闪出来，亮一下证件便开始盘问身份、来历、去向，语气客气，目光却像刀子一样从领口刮到裤脚。被拦住的人被带到巷子深处，第二天家属去警局打听，连人被关在哪里都问不出来。他见过一个学校的教员，因为在课堂上用闽南话解释了一句三民主义，关了三个月，放出来以後，连跟母亲说话都改成了磕磕巴巴的国语。日本兵用的是刺刀，是敌人的刺刀。台北街头那些穿便衣的人，用的是自己人的眼睛。
最让他觉得荒诞的是，他自己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穿着和那些抓人的人同一面旗帜下的制服，每个月领着同一套政府发的薪水。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在那些案卷被送到警务处时，把其中一些「查无实据」的签上自己的名字，建议释放。他知道被拒绝的多，被批准的少，但他还是签了。
他收回目光，靠在座椅上，忽然又想起了更久以前的事。在重庆受训时，教官曾让全体学员用毛笔抄写一份档案。教室里安静极了，只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坐在他旁边的朝鲜学员写得最慢，但笔锋最稳，每个字的撇捺都像刀刻的一样。那人叫金明浩，是朝鲜运动志士，战後回去说要重建警察系统。离开重庆时金明浩握着他的手说：「解放了，以後到韩国来看我。」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都以为光复了就是太平盛世，以为警察的职责就是抓坏人、护百姓、守一方平安。如今他坐在吉普车里，看着汉城街头那些穿黑色制服的青年团员，忽然很想知道金明浩现在在哪里——他有没有也被这样盘查过，有没有也被怀疑过，有没有也发现，解放後的世界，并不像他们当年在重庆抄档案时想象的那样。
麦肯齐还在说着什麽，吉普车在坑洼的路面上颠簸着驶向市区。窗外的汉城，废墟一片接着一片，像被一台巨大的犁翻过的土地。被炸毁的楼房只剩下焦黑的骨架，空荡荡的窗洞像一排排眼眶，里面什麽也看不见。路边的电线杆歪歪斜斜地立着，有些已经断了，电线垂下来拖在地上，像被扯断的血管。墙角贴满了褪色的标语，白底黑字，多是汉字——「救国」「团结一心」「复兴民族」——墨迹被雨水冲得模糊了，但还能看出笔画。路口站着一个穿黑色制服的青年团员，正在盘问一个挑着担子的老人。远处传来寺庙的钟声，沈沈的，像是从几个世纪以前飘来的回音。
汉城的街头比台北更空旷。没有西门町那种熙熙攘攘的人流，没有中山北路那种混着美军吉普车和三轮车的嘈杂，只有一种被战争掏空之後留下的寂静。程慈航靠回座椅上，看着窗外那些不断後退的废墟，和当年他在台北看到的日式建筑被改成的临时办公室、艋舺拥挤的木造房并没有什麽两样——都是战後的城市，都在戒严，都在抓间谍，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让人害怕。他想，也许这才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像的东西。福州沦陷四个月，他恨的是日本人；台北那几年，他怕的是自己人。
第二天一早，程慈航带着麦肯齐的翻译去了仁川港。他在仓库里找到了管理员朴大叔——五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会说几句生硬的日语和英语。朴大叔带他走进仓库，指了指靠墙堆着的一排木箱：「这批货的封条贴的是报废章，但里面是空的。货单上写得清清楚楚，可我没见过有人来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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