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博比问。弗兰基摇摇头。
“伪造遗嘱的事根本不可能。”她沮丧地说，“我同埃尔福德先生谈了很久，他是个可爱的老人。他已经风闻我们昨晚的事，听到的都是散乱零星的细节。我认为他们这儿有刺激的事不多。总之，我很快使他受我的控制。然后我谈萨维奇案件的事，故意说我曾碰到过萨维奇的几个亲戚，他们暗示说遗嘱是伪造的。一听这话，那位可爱的老人大发雷霆，说绝对不可能！遗嘱不是书信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他见到萨维奇本人，而且萨维奇先生坚持当时拟定遗嘱。而埃尔福德先生想带走办得正式一点，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一张一张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条款……”
“我不知道，”博比说，“我从来没立过什么遗嘱。”
“我立过……两份，第二份是今天上午写的。我得有个借口去找律师。”
“你把你的钱留给谁了？”
“你。”
“这有点欠考虑，不是吗？如果罗杰尔顺利地干掉你，我大概为这笔钱会被吊死！”
“我根本没想过这事，”弗兰基说，“啊，正如我才说的，萨维奇先生那么神经紧张和情绪激动，埃尔福德先生只好当场拟好遗嘱，让仆人和花匠来签名作证，埃尔福德先生把遗嘱带走妥善保管。”
“这么看来伪造的事不存在了。”博比赞同道。
“我知道。当你亲眼看到这些人的签名的时候，你就不会认为是伪造的了。至于谋杀的说法呢，现在要了解有关的情况是很难的。萨维奇原来请的那个医生已经死了。我们昨夜看到的那个医生是新来的，到这儿才两个月左右。”
“我们看来要在不幸死亡的人数上又增加一个了。”博比说。
“呀，谁又死了？”
“艾尔伯特-梅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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