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慈航问那些铁皮箱的事。老人沈默了很久，然後说：「箱子的事我不清楚。但这个国家建国後，很多事都是这样——从前的人走了，留下来的人要把那些印记都抹掉。留东西的人，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
离开文书房时，天色已经暗了。金明浩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忽然低声说：「我上过一份名单——光复军出身的警察名单。上面没有写结论，但名单上的人这几年都在被调职。」他转了一下方向盘，「你的事我会留意。但你在釜山待太久不好。风声紧。」程慈航说他知道。
离开韩国前，他又去了那间废弃仓库。铁皮门半掩着，风从门缝灌进来。他推门进去时，一个穿旧棉袄的老妇人正蹲在墙角，用袖口擦拭一只相框的镜面。她看到他进来，站起来抱紧相框。程慈航问那是谁。她说：「我儿子。他写信来说马上就能回来，後来信不来了。」
程慈航在墙角翻开一只半掩的铁皮箱，在箱底又找把那张年轻士兵蹲在草丛里笑的旧照片折起来——那张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大邱北区朴宅」。他把照片夹进笔记本里，没有拿走。
回到汉城後，麦肯齐告诉他韩兴建设的法人代表已经被释放了。「上面打了招呼，说没有确凿证据。」程慈航没有说什麽。他只是从外套内袋掏出那张照片看了一眼，合上笔记本，没有交给任何人。
离开汉城的前一天傍晚，程慈航独自去了南大门崇礼门。这座朝鲜王朝的国门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木结构的门楼在暮色中泛着暗沈的光泽，门洞两侧的石基上弹痕累累，但飞檐上的脊兽依然昂首望着天空。门洞内侧的墙根上有一行刻字，是汉字，笔画很浅，像是有人用钥匙之类的东西一点一点凿出来的。他蹲下来辨认了一会儿，只认出第一个「李」字，後面的字已经被风化磨损得无法辨认了。不知道是朝鲜王朝时期的路人留下的，还是光复後哪个赶路的人蹲在这里刻下的。他站起来，没有再去细看。
穿过南大门，沿忠路一直往北走，路两旁是日本殖民时代留下的西洋式建筑，花岗岩墙面被战火熏得发黑，但廊柱上的浮雕还依稀可辨。路的尽头，一幢巨大的灰色花岗岩大楼矗立在空旷的广场中央——那是朝鲜总督府旧址，光复後改成了中央政府综合厅舍，也就是如今的中央厅。日本人在一九二六年建成它的时候，将它建在景福宫的正前方，用它的体量压住朝鲜王宫中轴线的终点，像一块刻着征服者名字的墓碑。光复後，旗杆上的太阳旗换成了太极旗，牌匾上的「朝鲜总督府」换成了「中央政府综合厅舍」，但建筑本身没有拆，也没有改——只是一块牌子换成了另一块。这幢楼是仿东京帝国议事堂建的，新古典主义的柱廊和穹顶，每一块花岗岩都是从日本海运过来的，严丝合缝。如今太极旗在花岗岩的柱廊之间飘卷，像一枚钉在新政权门楣上的徽章——花岗岩还是日本的花岗岩，旗帜已经是韩国的太极旗了。程慈航站在广场边缘，看着那面太极旗在花岗岩柱廊之间飘卷。广场上有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匆匆走过，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远处北岳山麓的山腰上，白墙青瓦的建筑群若隐若现——那是景武台，李承晚的官邸。一近一远，一低一高，两处建筑隔着整座城市遥遥相望。一个是从殖民时代继承来的权力中枢，一个是大韩民国总统官邸。
他在心里默默比较了一下——同样是光复，台湾的总督府也改了名字，如今叫作介寿馆，而李承晚的官邸建在山上，蒋中正的官邸则藏在士林的草木深处。两座岛屿的命运，在这一刻被这两组建筑无声地勾连在一起。
他沿着忠路往回走。这条大道穿过汉城市中心，沿途是日本殖民时代留下的西洋式建筑和战後新建的商业楼宇，花岗岩墙面被战火熏得发黑，但廊柱上的浮雕还依稀可辨。有一处墙根，石灰剥落了一角，露出底下被弹片削去一角的旧石碑，刻痕留着几行字，被风雨磨得只剩浅浅的凹槽。他蹲下来，用指尖摸了摸那些字的轮廓。字刻得很深。刻字的人大概知道，它们要对抗的不止是时间本身。他站起来，继续沿着忠路往回走，没有再回头。
第二天，飞机从金浦机场起飞。跑道两旁的积雪正在融化，泛着灰色的水光。程慈航靠着舷窗，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旧照片——那个年轻士兵蹲在草丛里，对着镜头笑。他不知道他叫什麽名字，不知道他後来有没有回家。他只是把照片夹进笔记本里，合上了本子。
飞机降落在松山机场时，台北正值傍晚。柳素贞撑着伞站在出口处，念宁站在她身边。程慈航走出来，念宁跑过来抱住他。柳素贞接过他手里的旅行袋，说：「回来啦。」他说：「回来了。」
回到青田街，程慈航在廊下坐了一会儿。柳素贞从厨房端出一碗热汤放在他手边：「杨玉琼从新加坡寄了信来，放在书桌上。」他喝完汤，走进书房，拆开那封信。信里夹着一片干枯的栀子花瓣，信上说她一切都好。他把花瓣放进笔记本里，和那张旧照片放在一起。他合上本子时，指尖在封面上停了一下，然後把它放进了抽屉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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